读库六周年（一）
DK-6
时间：2011年11月5日
地点：北京时尚廊书店
台上的人：张立宪 柴 静
现场速记：李京威
现场摄影：郜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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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音频：
上半场，六哥做传销（可点击直接进入）
下半场，读者来互动（可点击直接进入）
柴静：往这儿一站还真觉得今天是个大日子，毕竟六年了。当年刚认识六哥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饭局召集人，没人没钱也没枪，就说自己要办《读库》，六年之后要如何如何。当时心中很狐疑，但是看六哥那张德高望重的脸，觉得他不会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吧。六年之后，棋局已经走到了今天，我们来请主角说一说。
张立宪：这个时代有些常用词，如果你不知道它的背景，就会摸不着头脑。“下一盘很大的棋”是个用得很多的词，用多了之后，就会有讽刺的意味在里面，我也不认为我们这盘棋真的很大。一年一度的读者现场会也搞了好几年，固定的男主角和固定的女配角，今天柴姑娘也是克服了一些困难才从出差第一线赶回来。这个场地很好，就是座位太少，委屈很多人站着了。另外，待会儿如果有一些年龄很大的嘉宾来，需要前面的这些年轻人让出座位来。
柴静：我今天一见六哥就问他：见面会我们已经做到第四年，为什么今年要改成商业性演出，卖门票入场？
张立宪：有两个考虑，第一是现场往往不好控制人数。上次老课本的分享活动，现场座位大概有一百个，我们怕有人报名后不来，就留出一百二十个报名的指标，都预订满了，结果现场到的只有七十个人。只要跟钱没关系，大家总会表现得很随便。很多朋友想先占个坑，之后确实又有各种原因不来了。所以这次我们想收取一些费用。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准备了一个礼包，一直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通过这种方式把礼物送给大家。大家看看礼包里的《多雷插图：堂吉诃德》——怎么觉得我们像做传销的呢？这本书确实好。另外一本书《难忘的书与插图》，作者是汪家明老师，他能写这本书是因为褚钰泉先生，褚先生是另一本MOOK《悦读》的主编。汪家明老师一直对插图书——现在已经很少见的图书形态非常迷恋，所以他就应褚先生的邀请开设了专栏，写这种书或者插图。汪家明老师又想把它们结集出版，变成同类人共同参与的事情，把我也拉进来，让读库小团队对这本书里的图片做一些处理，然后让我们的设计大师宁成春老师来设计。就算是几个不合时宜的人合伙做的一个小玩意儿。这本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的，今年是他们的社庆三十周年，又请宁先生设计了外面的豪华包装，有四十张活页的插图，粘在卡纸上，大家可以装在木框里直接挂在墙上。他们只印了五百套，我觉得实在太少了，征得他们的同意，多做了一些和我们的读者分享。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还有几张明信片。第一张是姬炤华为我们读库六周年专门画的一幅画。第二张是《多雷插图：堂吉诃德》里的插图，我特别喜欢这幅画。这是堂吉诃德给他的情人杜尔西内娅写信时的神色，特别贴切。很多陷入恋爱中的男人都是这副傻得不知所措的样子，信后的署名是“永远爱你的、哭丧着脸的骑士”。第三张，这张照片非常有名，是1940年10月22日德军轰炸伦敦的时候，位于肯辛郡的“荷兰屋图书馆”已经被炸成了废墟，但是还有几个西装革履的人伫立在书架前继续看书，我们找图片公司买了授权，印出这张明信片。新年到了，给你的朋友寄几张，拿起你那很久不用的笔，写几个很久不写的字，寄给你的朋友。
好了，我们的传销到此为止。
柴静：从这张照片说起，这张照片的质素已经不太好了，要花很多的钱买版权回来印成明信片。我看的时候很触动，在废墟当中，大家在战火里找一本书。我看《读库》这六年当中，也一直在寻找，从第一年到现在，变化也还是很多的。
张立宪：我们不管《读库》的发行量有多大，或其他外在的方面有什么变化。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房子，还没有办公室。我觉得这种变化对我来说有两点。第一点是不可逆的，今年的《读库》，不管是有人夸也好，有人批评也好，和三年前的《读库》、五年前的《读库》相比，不可能把时间逆转过来。这种不可逆本身就意味着我们的进步。
第二种进步是，我经常会听到有读者说，最近的这本《读库》是他看过的最好的一期。这种“最好”说明我们还在不断地爬坡。当然也有人说这期是他看过的最不好看的一期，这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是一个不记仇的天蝎座。
柴静：有一次我问六哥说，编辑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写了《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之后就封笔了，做一个幕后的无名编辑。我问他编辑的乐趣在哪儿，他说他今天带来了一本小册子来说明一下。
张立宪：这本册子是本宣纸版线装书，这种宣纸据说现在已经没有了，七十年代后宣纸的生产工艺就改变了。册子印于1963年，定价一元，《毛主席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我两周前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串门，因为《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要出插图版了。我的书的责编是杜丽老师，我们都是对这种书有独特情感的人。这本小册子是人文社最近一次调整办公室，扔在楼道里没有人要的东西，杜丽老师捡回来，觉得很有意思，就送给了我。
这本册子应该算是编辑的工作本，我估计应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想重印这本书的时候，编辑要把上一版需要调整的一些东西标出来，做一些修订。杜丽老师后来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个工作本是哪个编辑做的。一本号称“毛主席诗词”的书，应该是不允许出错、很庄重的，但一个编辑却能在里面找出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几乎每一页都有，有删有改。如果需要加的文字太多，他就粘张纸条，把需要加的文字写在上面，每一页都有记号。我想这本小册子就能说明编辑是干什么的了。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亚马逊的一个高管，继他们的董事长说过之后又说，图书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是两个环节——作者和读者，其他的都不重要。
柴静：这话刺痛你了吗？
张立宪：当然刺痛我了。他在销售行业，必然要为那个行业说话，我觉得他纯属胡扯，我们编者怎么就不重要呢？他说出版社早晚要倒闭，他认为只需要由亚马逊把作者和读者联系在一起就够了。我觉得这也是瞎扯。我是做编辑的，我不赞同他这种说法。一个卖煎饼果子的也不会允许他这么说，没有我们的煎饼果子，你们怎么能写出东西来呢？
柴静：当当和京东也是这种状况，他们自己也在做出版。
张立宪：我们先得理解什么叫出版社。出版社不是一个单靠卖书号，倒卖一点东西来挣钱的机构。在座有很多出版界的同行，我们都不认可这种说法。出版社是什么呢？它是集合了一批做编辑的人，对作者的作品做出精当的整理和加工，然后再经过设计人员做出合适的设计，再做推广和销售，进而送到读者面前的一个机构。这几个环节，我不认为是可以省略的，或者说可以跨越的。像亚马逊所说的，可以不要出版社了，只不过是把出版社的功能转移到亚马逊内部。我的好朋友王曦老师在当当作主编，他们要做很多当当版图书，就是觉得他们的销售已经够了，只是需要编辑一下，这也是把出版社的功能转移到当当内部了。
每个人都可以把饭做出来，但饭馆依然存在，专业厨师依然有存在的必要。你当然可以去商场买个推子，自己给自己剪头发，可为什么还要去理发馆呢？什么都需要专业人士的介入，但只有我们可怜的出版行业，被人觉得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出版社和编辑做得不够好，才让他们以为我们不重要，我们可有可无。但是从道理上来说，不应该是这样的。我看到李开复老师说他最新的一本书不经过出版社，直接在亚马逊上开始卖了。我看过李开复老师的上一本书，和微博有关，基本上就是李开复老师把他的微博收集在一起，连下面的留言“顶”、“赞”也都保留了。这样的书确实不需要编辑，但是我也不认为他出的那能叫书。抛开李开复老师这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我觉得其他人也不会这么认为。大家看，连毛主席的书都存在编辑的必要呢。
苗炜老师最近在微博上说，翻开一本中文版的书一看，觉得纸质书真应该死去。翻开英文版，觉得纸质书还是留着好。我觉得还是书本身做得好坏，决定了读者对编辑的态度。就《读库》而言，希望读者和作者能感觉到我们编辑的存在是有道理的。
柴静：《读库》六年当然是一个证明。外界的舆论好像有种看法，觉得老六是凭一己之力，像堂吉诃德一样把着这六年，《读库》没有你，就不知道怎样了，你有这种悲愤感吗？
张立宪：悲愤感？我不是一个人，所以也没有悲愤感。如果真这样的话，朋友跟我在一起会有压力，就不会搭理我了。我像个交际花、吉祥物一样，让朋友们愿意见到我。我是一个搭桥的人，把桥搭起来，方便大家沟通。事实上，参与到《读库》团队里的各个人，不管是专职的也好，兼职的也好，都几乎是最合适最棒的。这也是我们还能活到现在的理由，当然还靠我们的读者。我觉得这个时代很多时候身份往往是模糊的、混合的，比如他可能是读者，但他对书的见识甚至超过编者。我们很多作者就来自读者中，或者来自读者的推荐和举报。他们看到他的亲属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就跟他说你应该投给《读库》。或者看到一篇好文章，就举报给我，让我赶快去联系这位作者。我看到有人用计算机的术语叫“云计算”来概括《读库》这种操作模式，应该是很合适的。
柴静：我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国内一个很有名的时尚杂志主编想和六哥合作，成立一个年度写作基金，让六哥当评委。说起稿子，六哥说《读库》的大量来稿都是作者自己的来稿，那个主编很奇怪，说我们也可以出很高的稿酬，为什么他们不给我们寄稿子呢？你说他们最多只用三五千字，你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张立宪：哦，我忘了，我每天吐露出来的格言太多了。
柴静：那你再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人家凭什么给你稿子？
张立宪：他可能觉得我这个编辑就像保姆一样，把他的孩子寄托在我这里，他可以很放心，我把他这个孩子教育一番、打扮一番，他觉得合适，甚至让他有惊喜。归根一句话，一种被认真对待的感觉，一种专业范儿的处理方式。
柴静：当时决定办《读库》的时候，你身边朋友们都很迷惘，觉得厚积薄发的前两年没问题，后面稿子的来源和质量能不能保证，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张立宪：我觉得我是心里有底了才开始做这件事。不是我们攒了多少好稿子，攒一百篇稿子也就够三年五年的。当一件事情做起来的时候，它会给你的格局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做《读库》之前的两年，我做另外一份工作，那时候整天也很纠结拧巴。我觉得应该让自己生活得很快乐，就给自己列了一张不快乐的Top10，想着一个一个来解决，应该就能快乐起来了。我发现不快乐的第一位是我的工作，每天早上要去上班，我的心就在呻吟，视若畏途。我就付出很大的努力，炒掉我的铁饭碗，不再去工作了。
当你在做这件事，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相应地就发生变化了。我当时在做《读库》的时候，一开始有一定的积累，让我们一两期或者一两年支撑下来，但是真正让我心里有底的感觉是，你真正做一件事之后，这个格局会发生变化。现在很多读者会向我们举报线索，这就实现了我们很好的选题储备和来源。这种线索是靠我个人的视野、跟朋友间的吃饭聊天完不成的，那样的同质化也会伤害《读库》和读者。所以现在总会有一些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出现在《读库》上。
柴静：比如说？
张立宪：每一期都有这样的“比如说”。反过来说，这又让我们传统的编辑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牟森老师今天来了吧？我四年前约他写一篇稿子，他答应我半年交稿。我筹划每一期《读库》选题的时候，都把他的稿子列为必选项，但是到现在这个稿子还没有出来。他没有写出来怎么办？《读库》难道就成无米之炊了吗？我们有其他的稿子补充过来抵挡这个空缺。到现在五年了，牟森老师的选题还在做，他大概最近会交稿。我和他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一拍大腿会说，幸亏当年没有交稿。因为他的格局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让我们对牟森老师手头稿子的迫切性没有那么强了，也不会那么催他了。他自己没有时间压力之后，对被访者和整个选题的操作，包括写作方式都会发生变化。现在来看，幸亏拖了这么长时间，幸亏当时没有写完，如果写完了，现在看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
柴静：《读库》刚开始的时候，你说过“时间没有下限，成本没有上限”。
张立宪：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核算各种成本，用什么钱的纸，找什么样的印厂，付多少版税。在各种成本核算里，往往忽视了最大的一个成本，就是时间成本。属于你的时间更是不可逆转的，属于你的2011年11月5日下午，永远只有这么一个下午，过去了就不会再有。我们大概在两年前接到一个订单，一家银行要做建行几十周年的纪念画册，给我们的钱足够我们卖好多年《读库》的，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扭转屁股去做老课本。在做老课本的时候，有一个旅游名胜区要做画册，找到我们，给的钱也很多很多。我们也拒绝了，撅起屁股来继续做老课本。现在看，还得一拍大腿：幸亏当时没有做那些事情。那两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很宝贵，如果当时让那些有钱人对我指手划脚，让我去编画册，现在回想起来，肯定会后悔我妈妈把我生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对于在座的各位也是这样，属于大家今天的时间也只有这半天，你利用它来读什么、看什么、做什么，这远远超过你为它消耗的金钱和物质上的东西。我们年轻时候可能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去年最冷的一天，我拎着我们新做出来的东西，给首长送年货，就是柴静，还有一位首长是李伦老师，就是柴姑娘现在的《看见》栏目的制片人。我们在一个饭馆里吃饭时，我出去接了一个电话，那个电话很长很长时间。打电话的是张志新的姐姐张志勤老师。《读库0600》里用过一套油画，跟张志新有关，之后我就和张志勤老师联系上了。她和她老伴开车到我家拉走了一批书，执意给我留下了一笔书款，书款很多，我就每年给她寄《读库》。去年她给我打电话说，不要给她寄《读库》了，她得了老年健忘症，已经把房子处理掉，跟老伴住在养老院，阅读对她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再给她寄《读库》也没有意义了。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接受张志勤老师的这个要求。三天之后，我又收到了一笔汇款，张志勤老师把这些年的书款又补给我了。我明白她的意思，她和《读库》的联系从此就没了。
她说，你别再给我寄《读库》了，阅读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最后她还叮嘱我一句，如果有我妹妹的文章或者消息的话，你还要告诉我。我后来特意咨询过医生，这种健忘症是先忘掉最近的事，然后往前推，最后丧失的是生命中最根本的最基础的东西。对于张志勤老师来说，她的妹妹张志新应该是她最后忘不了的。
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跟张志新有关，文章的作者质疑张志新。他说至少在他看来，“文革”没有那么坏。他说“文革”是中国最民主、工农阶级拥有权利最多的时代。他以他的亲身经历说，他当年也曾经批评过毛主席和当年的政客，但是他一点儿事没有。所以他说张志新被枪毙、被处决，绝对不是因为批评毛泽东、批评体制、批评江青，而是作风有问题或者是别的事情。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也不能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张志勤老师，就当这篇文章不存在吧。
当你处在这些事件当中，你会觉得生活远远超过一切的影视剧。时间是宝贵的，时间成本是最重要的，也许是我们上了岁数，特别在乎这些东西。有时候一个人太计较了不好，变成效率专家不好，计算每一个事带来多少收益要消耗多少成本不好。但还是要知道自己的成本。
柴静：这会有副作用。以我对牟老的了解，如果你对他一直宽容的话，他会一直写下去。
张立宪：牟森老师，你能当着在座三百人的面说，什么时候交稿吗？
牟森：这期。
张立宪：其实牟森老师给我启发很多，他自己总琢磨写作、采写。
柴静：我记得第一个告诉我他认为的《读库》定位的人就是牟森。他说《读库》是一枚钉子，钉在墙上让人们晾晒灵魂。
张立宪：他还说过一个词——特稿，就是有画面感的文字报道。用文字来架构一个画面，整个画面感会超过一张照片、一段视频，最简单的文字往往是最丰富的。
我老想，电脑里有一个词叫“情景模式”，你在用一个软件的时候，或者当你处在某种场合的时候，你会选择某一种情景模式。其实有时候，文字搭建的就是一种情景模式。一个人读了它之后，会相应地在自己的头脑中搭建相应的情景模式。比如说，据说我们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被俘虏之后，都大义凛然：老子是三十八军的，根本不怕你们，有本事把我放了咱们再打。事实上《战俘公约》有规定，战俘是有权利不说自己是哪个部队的，那是泄密。但是我们的战士不知道《战俘公约》，我相信他们上战场之前，会受各种训练和教育，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如果被俘虏了该怎么办。我们对士兵的教育里，是没有“被俘虏”这种情景模式的，如果被俘，他们调不到“被俘模式”。他们回国之后，我们的人民和国家给他们的待遇是什么样呢？我相信也没有相对应的情景模式，不知道怎么对待战俘，只能把他们当成失败者、叛国者对待，几十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归根也是情景模式的问题。有一次在商店里，我看到一个小孩向父母要什么东西，就哇哇大哭，父母毫无办法。可能小孩哭完之后，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不知道他想要的东西得不到之后该怎么办。现在的小朋友基本上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没有接受过挫折教育。久而久之，他不知道当他得不到东西的时候，要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模式。
我还见到过一个特极端的例子，两口子把小孩送到老家让老人带，小女孩最后被带到什么程度了呢？小女孩边看动画片边说，我要尿尿。老人把尿盆端过来，小女孩尿，之后站起来，裤子都不提，老人来提，再把尿盆倒掉。小女孩回到父母身边，父母想要改掉她的这个习惯，跟她说，你要去厕所尿，起码把裤子提起来。小女孩不干，说你们如果逼我这么做，你们不在家的时候我就跳楼。把父母逼得都直哭。你看，父母没有办法，没有理想的情景模式可以选择，而小女孩呢，她给自己培养的情景模式是：如果有人敢说我，我就自杀，跳楼。
《读库》这些年出了四十多本，也是希望给大家多一些丰富的情景模式。可能有人一辈子都用不着，可万一事情来了，希望能够用得上吧。比如说，你的肖像被某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中了，领导又喜欢画画，想把你画成一幅画，并拿去做画展，怎么办？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会非常温柔地接受，并且把这件事写到回忆录里，或者印到名片上。但是我见过一个老先生，当领导人的工作人员去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授权，你不能这么画。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在建立一种情景模式，当你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是只有一种选择：受宠若惊地接受。
情景模式见多了，自然自己就会做出选择。我想到郑念女士，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她的书或者照片，特别漂亮的一位老太太，她在《上海生死劫》里说，“文革”期间关在监狱里的时候，被打得很厉害。那些狱友跟她说，他们打你的时候你要哼哼，你哼哼的时候，他们就会打你打得轻一点。据说郑念试着哼哼了一下，她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实在发不出这种声音，宁肯被打也发不出这种声音。事实上她是在拒绝某种模式。
柴静：你是1969年生在河北赵县，六岁的时候第一个创作大概是“背起书包笑嘻嘻，心中想着毛主席”。你也是在这种很简单、单一的环境下长大的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张立宪：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就是拜读书所赐，是我读过的书让我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这本身就是个现身说法的例子，有组织大规模的传销集团，都是拿自己现身说法的吧？
柴静：在上场之前，六哥跟我说了一句话，时间是有重量的。这话余音袅袅的，没有细说。
张立宪：故事说起来就要到天黑了，我就不说了。说点跟大家都有关的事情。
柴静：刚才说到约牟森写稿这件事，其实《读库》这些年来一直想建立和民间写作互动的方式。早几年座谈的时候，在说大专栏的概念，今年要有新的计划推出了？
张立宪：我们原来所说的大专栏或者说大特稿，就是像牟森老师这样的人，执行一个选题，三年五年。在我们原来的模式中，牟森老师认领了这个选题，他去做三年、五年，在这个过程中，他怎么吃饭，怎么打车，这些费用我不管，他得想办法通过别的事情来挣钱。到最后，这个稿子写出来了，如果我们看得上，就用了，给一笔稿费。如果我们看不上，哼唧两下，牟森老师也就不会再要求什么了，他这几年就这么过去了。
这种模式对没有温饱之忧、两手都硬的人来说，腾出一只手来是可以的，他甚至会非常享受另外这只手做的工作。但是对于有工作和生活压力的人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想有一个更好的解决之道，我们来给他提供资金，假如说他在执行这个选题过程中，需要两年时间、三年时间，他在两三年中，需要的生活费用、工作费用，我们全部为他解决掉，让他专心致志地写作，不管最后结出什么果子来，至少在发芽成长的过程中，不再有后顾之忧。
柴静：什么叫“不管最后结出什么果子”？是说两年之后写完了，《读库》觉得不一定适合？
张立宪：对啊。你非得跟这颗种子说，你要长成什么样子，这颗种子有压力可能就长不出来了，所以我们想用这种方式。主要是我们现在有钱了——我很纠结，你说我到底是买游艇呢？还是私人飞机呢？想来想去，我们还是成立一个写作基金吧。
柴静：非虚构写作这两年还挺热的，我看到不少杂志说，想要做非虚构写作的计划或比赛。
张立宪：非虚构写作主要是采访式的，走万里路，但是比“行万里路”更重要的是之前必要的准备和训练。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宣布我们写作基金计划开始启动，这个计划怎么启动呢？我们启动的第一条是，凡是一个月内给我们上报选题的，我们一律不理。因为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太短。我见到好几个稿子，都是下过很大的工夫，有一篇是一个人跑了十几个省份做出来的稿子，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看了那个稿子之后，真恨不得发明一个时间机器，拉着他回到两年前，让他在出发前先做一些训练。特别可惜，把那个选题浪费掉了，把自己的时间也浪费了，不是光靠热情和风餐露宿就能写出好的稿子来。
具体到我们的写作计划，我们有钱，也还要看对方能不能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这个可能更重要。
柴静：其实《纽约客》有自己比较固定的记者，他可以有很好的训练和积累在这里，如果你是用这种计划的方式，会不会很随机？
张立宪：《读库》不是《纽约客》，《读库》的选题是没有范围的，什么都可以做。小到家里的后花园，你所住的胡同的门牌号的变化，大到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近到一个屋里的人，远到西藏拉萨或者外国一个国家，都可以做，这样事实上是不可能有一支专职的队伍。但是如果我们能给他解决费用问题，他这两三年就是在做一件专职的事。
还有一个考虑是，最理想的模式是，这件事适合谁做，谁就做，做完了，大家挥手说再见。寇延丁老师在做灾区小朋友的大朋友计划，让我们这样城里的成年人陪地震中受伤的孩子长大，孩子们当中有的已经考上大学了，今年夏天他们还来北京参加夏令营。寇老师当年在挑选大朋友的时候，发给报名者一份好几页的表，像我们这样天天急哧白脸忙事的人肯定完不成，那是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和耐心做好多年的事情。寇老师也有这样的考虑，如果这张表发出当天就收到对方回复的，肯定也不对。同样，如果一个月内特别兴奋地提出各种规划的，我们也一概不理。
柴静：《读库》写作计划的标准是什么？
张立宪：其实还没有标准。我们今年三月份开始已经做了一个编辑魔鬼训练营，对一些编辑业务方面做了很多探讨。当时三次课到最后，从一开始报名的五六百人，到后来的八九十个人，大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业务上的共识，这就方便大家在一起做事，不用再为一些基本的问题争吵或产生分歧。接下来我们也会做一些非虚构写作的训练，在动手之前进行必要的培训或者说探讨。下个周末，我们就先让牟森老师讲讲他这篇稿子是怎么完成的，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逼他在下个周末之前完成，大家留心看我们的通知，我们会在下个周末请牟森老师做一个写作心得的沟通。
刘鉴强老师我也不认识，我没见过真人，他在《读库》上发过《可可西里》、《卡瓦格博》。在座会有很多同行，我们可以在一起探讨这件事。
柴静：我替大家问一个具体的问题，一个选题大概能投入多少钱？
张立宪：恩，没有上限。有志于干这一行的，如果真是想挣钱的话，不如去炒股，倒卖点普洱茶、和田玉。我们会满足他的工作、生活所需。只要是必需的，我们会毫不眨眼地花出去，只要不是必需的，他都不好意思要。
柴静：六哥，现在你有很多的计划提前公布，拿老课本来说，你说完之后，市面上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教材，事实上读库的老课本出来得比较晚，会不会觉得提早嚷嚷出来有点吃亏啊？
张立宪：我们总是自作多情地觉得，别人的行为是我们导致的结果。去年到今年，市面上有一些老课本出现，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和我们有关，我们自认为是有关的，让我们多一点自恋。其实有好处，我们2009年说要做老课本，嚷嚷出来之后，有很多掌握资源的人主动找上门来，如果不嚷嚷，一些问题解决得就没有那么顺畅，提前公布也是有好处的。并且，中国是一个选题富矿，我记得我曾经说过，大到钱运会小到奥运会，都是世界级的选题。这里面不存在争夺，不存在有你没我，你死我活的情况，最好就是大家一起来做。
柴静：就像非虚构写作计划来说，别的地方的操作方式是，搞一个大的比赛，请一些业内名家当评委，确定一二三名来给奖金。读库会怎么样？
张立宪：我们向来是别开生面，我们总会想出和他们不一样的办法来，比如像现在这样，我们就直接把他包养了嘛。各位有志青年，你想求包养吗？
柴静：我前两天去台湾，和几个出版界的朋友聊，我问他们，台湾的非虚构写作现在怎么样？他们说不太敢出这样的书，读者未必会看，作者也未必会写。你对内地这种发展怎么看？
张立宪：从绝对的人口比例上来说，我们比他们还惨，但是好在我们人口基数大，总会有足够的人来支撑我们这个计划。但是真正担心的是我们的阅读。我记得一个朋友跟我诉苦，他和他的孩子发生矛盾了，他整天批评孩子不读书。孩子说，我在读书，我只是不读那样的书，我每天都在用手机、电脑和iPad在看书。阅读的内容和形态发生变化了。我不知道台湾人现在还能不能看得动一本二十万字、三十万字的书，我们看我们自己还能不能看得动一本书。
我觉得人是一种反应很迟钝的动物，他在树林里被一个石头硌了一下脚，走到海边才会觉得脚有点疼。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不爱读书了，不爱读纸质书了。但是你自己看一下，每天用来读书的时间有多少？八个小时？六个小时？这六个小时的时间里，读纸质书的时间有多少？读电脑屏幕的时间有多少？可能你的行为实质和你口头上所说的，或者和你心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爱情。你看金世遗和厉胜男，一直到厉胜男死了，他才知道他爱她，在此之前，他不知道那是一种爱，而觉得是一种恨，一种烦。就像恐龙一样，当这种东西传达到脑子里的时候，已经发生变化了。我们的阅读也是这样，大家对光合作用书店的倒闭扼腕叹息，对纸质书很感慨，但是看看我们自己，阅读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人也是一种很被动的动物，特别是在技术爆炸的当代，基本就是被时代的大潮裹挟着往前走，完全身不由己。我有时候会悲观地想，纸质书的衰落，甚至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无论你情感上多么难以接受。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
柴静：我昨天看博客，有人留言说，韩寒的《独唱团》已经不办了，安妮宝贝的《大方》也不能办了，那老六的《读库》还能办多久？
张立宪：这个问题我说了不算，今天新星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事也来了。每一本书都有太偶然的因素了，《读库》还能不能做下去，或者它做不下去的理由会不会和《大方》一样，我不知道。至少我现在没有接到通知说《读库》不能做了，所以我们趁此机会赶快多做几本。出版社的抗压能力和对事情的判断都很关键，上次老课本分享会的时候也说过，老课本能出，最关键的是新星出版社的谢刚社长，当大多数的出版同行都在质疑，这套书的名字叫《共和国教科书》，你们也敢出？他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直接让我们做了、出了。至少到现在为止，《读库》还能做下去。
柴静：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你会觉得煎熬吗？要忍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力。
张立宪：其实是很煎熬的。我记得最痛苦的时候，我内心会分出另外一个自己，跪在地上说：“神啊，救救我。”真的会有特别绝望特别无助的感觉。但做这件事也给我们带来了变化，六年前，我在三联书店卖《读库0600》的时候，没有想到现在会是这个样子。不单是我们读者人数的扩大，我们作者的扩大，我们选题规模的扩大，或者我们选题领域的扩大，而是各种各样的，让人觉得挺有盼头的。如果假以时日，我觉得会更有盼头。我们的写作计划已经启动，如果我们用几年的时间，出一两篇、两三篇真正符合世界级选题的稿子就足够了。那时候这个国家还会量产五千个乔布斯，一百万个孝子，未来太美好了，我们也是处在美好未来中的一员。
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老朋友，出版界的同行、前辈，还有平时一起打打闹闹的老哥们，也是个很轻松自在的环境。请董秀玉老师说几句。
下半场：DK-6见面会文字（读者来互动）